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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家卫与《阿飞正传》: 跨越时代的都市人共情

2018-08-05    来源:凤凰周刊    编辑:张丹丹    浏览次数:197

 

  一曲南洋风情《Maria Bona》,张国荣随之在镜子前自在而舞,这一幕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。暗黑的夜伴随着湿漉漉的雨水,东南亚热带雨林升起闷热黏稠的气氛和情绪。刘嘉玲饰演的舞女咪咪汗湿的头发黏在头皮上,张曼玉饰演的失恋了的苏丽珍和刘德华饰演的警察,两个落寞的人在大雨中相遇。影片充满着意象化的符号、诗意的对白,人物深重的执念与漂泊感又将溽热加重。

 

这一切配极了28年后的今夏,这样湿热的梅雨天气。王家卫导演的名作《阿飞正传》于2018年6月25日在全国艺联专线放映。这是它28年来第一次在内地公映。之前只在一些影展和影片节上过大荧幕。

 

在1990年12月15日香港圣诞档上映的《阿飞正传》,当年经历了票房的惨败,但却斩获了第10届香港影片金像奖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,张国荣更是凭此片荣获了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。该片被影迷们奉为文艺片的经典。

 

当时,在香港影片午夜场播放的时候,片子放到一半,就有观众站起大骂“谁是王家卫?”“回水(退票)”、“讹(骗)钱”、“不知拍的什么”、“千万不要去看《阿飞正传》”。制片人邓光荣为此投入了4000万港元,最终票房只有区区的900万,邓光荣焦虑到住院。

 

《阿飞正传》后,王家卫成了“票房毒药”,影片圈内流传“这个导演不能碰”。于是王家卫和好友刘镇伟合伙开了泽东影片企业,开始自己制作发行。张学友在《东邪西毒》之后,刘德华在《阿飞正传》之后,张国荣在阿根廷拍完《春光乍泄》之后,都再也没和王家卫合作过了,如今一路下来的,只有梁朝伟。

 

不过,2018年6月27日,梁朝伟在生日这天,也宣布与他的金牌搭档王家卫“分手”,也就是和王家卫、刘镇伟所成立的泽东影业解约,开始彼此新的征程。

 

人们在《阿飞正传》中很容易就记住了充满诱惑、危险和感伤气氛的张国荣,还有张学友和刘德华两大天王的陪衬角色,但是结尾处梁朝伟的3分钟精彩表演同样赚足眼球。矮小逼仄的房间里,梁朝伟饰演的角色穿着整齐的西装,认真修剪自己的指甲,同时将桌子上的香烟、打火机、扑克牌、手帕,和厚厚的一叠钱装进口袋。他对着镜子梳头,利落中带着狠劲,然后走出房间,拥抱这生机勃勃的属于他的夜晚。一个阿飞死去,另一个阿飞迅速起来。

 

据说梁朝伟本来是《阿飞正传》续集的男主角,但影片超支,最终只剪了这一个片段,放在结尾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破碎拼接,反而供后来人无数次解读。这大约就是王家卫的魅力。

 

模糊了时间与空间的共鸣

 

1960年代的香港,生母在阿飞旭仔成长过程中缺失,他将自己比喻成“无脚鸟”,售票员苏丽珍和舞女咪咪都先后和他相爱,他却总是玩世不恭,最后空留“多情却被无情恼”的纠葛。旭仔抛下一切去南洋找寻生母却被拒而不得见,他离开的时候骄傲地绝不回头,以此表示对背后那一双眼睛的拒斥和报复。

 

主观化的镜头,布莱希特式“间离”化的表现方式,流离失所的人物,《阿飞正传》成为王家卫登上文艺影片巅峰的代表之作,也奠定了他艺术影片的风格。杜琪峰甚至曾说,“王家卫实际上只拍了这一部影片:后来影片中的人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原型,而主题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,疏离与亲近,拒绝与接纳,逃离故土与寻找自由。这部影片就是清晰地为张国荣标示出了人生的注脚,同时也是那个九零年代的风华绝代,那是骨子里的腔调。”

 

正是这种“腔调”成为喜爱王家卫和不喜爱王家卫的人的共同理由。

 

王家卫用识别度很高的支离破碎的视觉影像,富有后现代意味的拼接戏仿的表述方式,敏锐把握了都市人群的精神气质,他拍出了人的无来由的愁绪、迷茫、郁热、颓废的状态,让每一个有着都市体验的人自甘沉溺其中。

 

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好演员和好影片一样,评价他应该是一种味道,最难的就是这一点,好影片应该要让你念念不忘。

 

这种背后的味道含混而难以言说,如果非要用一个词,大概就是“虚无”。

 

“王家卫导演的影片是一个具有独特的、或者说是虚无的世界,虽然根据影片不同时代的设定、空间的设定也不同,但是他描写的世界总是一样的”。这是张国荣的评价。

 

看王家卫的影片会不自觉地将他与村上春树相关联,而村上春树的确是王家卫很钟爱的作家,他也被称为香港影坛的村上春树,两人气质相近。村上笔下的边缘人群在王家卫的影片中也很常见,没有宏伟的梦想和目标,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,特立独行,自尊又自傲,疏离地面对虚无的现实世界。

 

人与人之间那些绝望的、孤独的、纠缠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的关系、情绪像是雨水一样,漫漶在王家卫的影片中。他还有一个言说对象就是爱情,不过在他的影片中,那是一击即碎的乌托邦。

 

艳舞女郎咪咪经旭仔一只耳环的引诱,从而爱上他不能自拔,最后难逃被抛弃的命运。旭仔的朋友歪仔对咪咪一见倾心,但咪咪永不接受他。苏丽珍想委曲求全,重回旭仔身边,未果向巡夜的警察超仔倾诉。一直暗恋苏丽珍的超仔改行去跑船后,苏丽珍给他的电话空空地响起,不再有响应。

 

永恒的爱情错位,迷恋带来的伤痛,或者即使相爱却因敏感脆弱而错过,在《东邪西毒》《花样年华》《春光乍泄》《2046》这些王家卫影片中比比皆是。这些失败是比百年好合的结局更真实的爱情世界,所以它能跨越时代,让人找到共鸣。

 

“我原先的构思是在六十年代,‘情人’在多年后是有后遗症这回事的:爱情是一场重病,杀伤力可以维持很长,到了现代社会一切都去得很快,谁也没有空去记着谁,可是经过蜕变,我才发现影片内所发生的事情,到了今时今日仍然在大家身旁发生着,只不过换了六十年代的背景有疏离效果。”

 

这些是王家卫影片的主题,也是关于人的永恒主题,虽然放在现代都市和60年代的背景下,又有着不同的外在赋形,但是情感内核不会改变。

 

超前的不合时宜

 

王家卫的作品是极端个人化的,甚至对于观众也是有要求的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对80-90年代讲好懂明确故事的香港流行影片做了一个颠覆。他和自己影片中的人物一样,王家卫的脸上也写满了不合时宜。

 

刘镇伟常常跟王家卫开玩笑:“有一些人,一旦当导演跳进影片圈,就顺着走。但是你,第一天跳进影片圈,就发现在这个战场里边,都是穿蓝的,你自己是穿红的,所以你永远要保密。”

 

追捧王家卫的人认为他探索了影片的边界,他特别的叙述方式、画面、配乐开拓了一种新的影片美学境界。他的一系列影片又有着自觉地整体意识,不同的人物在几个影片里错落安置,彼此像是有前缘因果又像是错落散置,比如苏丽珍和周慕云、编号223等。

 

拍《阿飞正传》时,王家卫就有鲜明的态度想做点不一样的影片。

 

“既然很少人会去留意说故事的方法,我就要在结构上面换一个态度,令观众不能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些什么,我觉得surprise好重要。”同为流行学问的天才昆汀·塔伦蒂诺曾声称模仿过王家卫的影像风格,1994年他的影片《低俗小说》,也同样打破传统的故事叙述方式。

 

不过,在和王家卫的影片气味并不相投的人那里,王家卫不好好讲故事,故弄玄虚,形式感太强,装腔作势,违背了影片“本应该是这样”的原则。于是不喜欢所谓“小资都喜欢的王家卫”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标签,划出品味的疆界。

 

有人说王家卫其实是个精明的商人,“死对头”王晶,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,“我和他没有本质的区别,都是商人,只是一个贩俗,一个贩雅。”

 

王家卫偏爱危险、伤感、漫无目标的角色,在外界看来带有点矫情和自怜自恋。有意思的是,其实在他的影片中也有对这种角色自反的对话。比如《阿飞正传》中,刘德华饰演的警察超仔转行跑船后偶遇旭仔,因为旭仔招惹一帮人,两人被追杀至火车上,当旭仔又说起“无脚鸟”的故事,超仔直接开怼永远在云端的旭仔:“不是人人都像你的!不忧吃不忧用,不用工作,我要干活的,你知不知道?”这话听起来正像是那些不喜欢王家卫的观众的心声。

 

超仔和旭仔是两类人吗?是,也不是。多数人像超仔一样活着,承担着生活压在身上的重任,可是在某些时刻难道会完全逃脱旭仔的灵魂吗?

 

流行的学问符码

 

不论对于王家卫喜爱与否,不可否认的是,王家卫比其他导演更容易在特定人群中形成一股潮流。

 

贾樟柯导演曾在他的访谈录中提到他在2000年幻梦般的观影经历。那一年,他同时观看了三部华语佳作:《一一》《花样年华》《卧虎藏龙》。这三位开创华语影片新世纪的导演,“杨德昌、王家卫、李安的影片正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创作方向: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,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,李安生产大众消费”。

 

王家卫总是走得很超前、先锋,以至于当“王家卫影片美学”一词出来后,他为之惆怅不已,因为要想着做点不同的事出来。

 

聚集在雨夜,小巷,昏黄的街灯下,是绅士般高贵忧愁的男人、优雅寡言的女人。袅袅升起的烟圈,靓发,旗袍,高跟鞋隐约闪烁,这一切成为王家卫的学问符码。

 

除此之外,还有大量现代都市流行学问的能指符号,诸如流行音乐、商标、卡通玩具、街边贴的小广告,这些可复制的消费符码五光十色地拼进了王家卫的影片里。甚至,他还能带动“旗袍热”。

 

他的小说式的反影视化的人物独白,也在大众媒介上有着很高的传播率,随处可见不同形式的王家卫影片经典语录。一般说来,影片这样一种艺术样式,可以用影像来叙事就不用独白的方式,独白只是在影像化之外的一种补充,但是王家卫打破了这一点。比如《一代宗师》里“每一次的相遇,都是久别重逢”,“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”在较长的时间段都变成了流行语。

 

“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,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,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,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,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。”这是在影片中旭仔不止一次念到的台词,最后一次念到却变了。“以前我以为有一种鸟从一开始飞就可以飞到死的一天才落地,其实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,这只鸟从一开始就已经死了。”

 

这些诗意化的语言,再经由有着迷倒众生的张国荣口中说出,更添美感,很容易让人沉迷。

 

现代都市急促的生活节奏,对人的一个很大的改观就是在内在的时间观念上,还有与“时间”相关联的“记忆”。王氏影片中,时间是惝恍迷离的,有时候还是让人厌恶的。比如《重庆森林》里那段关于保质期的台词。

 

《阿飞正传》中,旭仔对张曼玉扮演的女售货员很有好感,影片一开场,阿飞指着一只手表对售货员说,“这只手表”,一分钟以后,他表白:“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,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。从现在开始大家就是一分钟的朋友,这是事实,你改变不了,因为已经过去了。我明天会再来。”

 

“黎耀辉,不如大家重新来过”,这是《春光乍泄》中张国荣饰演何宝荣的口头禅,起初是屡试不爽的咒语,后来黎耀辉再也不能和他重新来过。

 

《东邪西毒》里对于记忆的陈述,光是语言就很动人。“人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,如果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忘掉,以后每一日都是个新的开始,你说多好”。

 

“海派渊源”和香港60年代情结

 

这些让人沉溺和窒息的话语背后,是王家卫素来体悟生而为人的无奈和苍凉。

 

“生在这世上,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,然而郭凤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的”,这是张爱玲在小说《留情》中的话,用来诠释王家卫影片《花样年华》中梁朝伟和张曼玉以及他们和另一半的关系也正恰切。

 

上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这一渊源在王家卫的身上不难看到,和一些导演不同的是,王家卫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。张爱玲笔下的沪港传奇他也熟悉。30年代,海派作家穆时英笔下光怪陆离、声色犬马、急促劲折的大上海的都市生活,现代人的敏感、彷徨、脆弱,又带有自我沉溺的自怨自怜,隔着时间的河流,王家卫和现在的观众都不陌生。

 

前不久去世的刘以鬯是王家卫的文学导师,王家卫有类似的成长背景,上海出生成长后移居到香港,但是海派学问的底子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。《花样年华》改写自刘以鬯小说《对倒》。

 

同时,香港的开放,王家卫也得以接触种类繁杂的不同品类的影片。好莱坞、欧洲、日本、中国大陆的影片都给他给养。早年,他也熟读俄国小说、法国小说甚至拉美小说。“很多年之后,我有一个绰号叫做‘西毒’”,这就是王家卫《东邪西毒》开篇第一句,令人想起加西亚·马尔克斯那部著名小说的句子:“多年以后,奥雷良诺·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,准会记起他爹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

 

《阿飞正传》受到写《蜘蛛女之吻》曼努埃尔·普伊格的零碎结构的影响。《东邪西毒》非线性叙事风格,则受普伊格《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》的影响。

 

王家卫无法逃脱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城市给他的经验。

 

“我是上海制造,香港加工出来的”。王家卫出生于上海,考虑到当时上海特殊的时代氛围,父母于 1963 年带着只有 5 岁的王家卫去了香港。由于政府规定只能带走一个孩子,父亲本打算在香港安定之后再回来接哥哥和姐姐,后来十年浩劫,没承想一去便是十多年的别离。

 

因为出生在60年代,从《阿飞正传》到《花样年华》,再到《2046》,王家卫呈现了一个他感受中的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。那是他的童年时代。

 

“我1963年从上海抵港,记忆之中,那时候的香港是很……memorable的,仿佛连阳光也充沛一些,加上空气中传来的无线电。记忆上自己总会加分。那时候一切都慢慢的。当然,我绝对不是要精确地将六十年代重现,我只是想描绘一些心目中主观记忆的情景。”

 

关于《阿飞正传》他起初也并没有想过拍一部“ art film”,而只是一种对于60年代香港的感觉的冲动。“它的灵感来自我对六十年代香港的一种特殊感觉。故事讲人与人的关系,包括母子、情侣,时空交错十分利害……”

 

 

 

 

 

《花样年华》某种程度上是《阿飞正传》的续集。是王家卫个人对60年代的再创造。

 

在他那里,60年代的氛围,是压抑的,含蓄的,同时其中又衍生出多重的变奏。六十年代还有独特的情怀。比如邻里都是生活在一个圈子里,现在是隔壁住着谁也不知道。“大家有意识地尝试重塑生活现实,我想说一些有关日常生活、家庭环境、邻居的东西”。

 

王家卫的影片真的如人所说,无关道德无关政治吗?都是男女情爱、人情纠葛吗?也许不然。

 

《花样年华》当时打算从1962年拍到1972年,后来发现时间范围太大,就停在了1966年。“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,要怎么结尾。基本上就是两个角色谈恋爱的故事吗?最后决定不只这样。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,也是个开始,1966年,在香港历史上是个关键转折,1966是个结束,也是个开始。”王家卫在访谈中说。

 

香港这座移民城市,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,它是一个暂时的空间,从到来的一刻就带着无根的漂泊。

 

1997年对于香港人也是个特殊年份,时代交接处,香港何去何从的困惑与迷茫会隐隐在每一个香港人的心中。《春光乍泄》也在这一年上映。一对逃离香港去往阿根廷的同性恋情侣奔向一个共同目标——大瀑布。片中何宝荣的口头禅是“大家不如重新开始”,快结尾处电视里播放着邓小平去世的电视资讯。王家卫的影片里,隐隐可见更深层次的香港地理、学问和精神上的错位和冲突。

 

这也就不难理解《阿飞正传》中的“无脚鸟”、《重庆森林》里的两个故事,还有《一代宗师》的“天下南北”论:

 

“其实天下之大,又何止南北。勉强求全,等于固步自封。在你眼中,这块饼是个武林。对我来讲是一个世界。”

那么,王家卫的影片给予的就不仅仅都市人群的共情,还有着时代、地域、家国的共同回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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